大數據改變著人們的生活生產和思維方式，也改變著社會治理、公共服務的方式。在北京市西城區西長安街街道，大數據平臺將轄區內大大小小的信息織出一張大網，用于簡化居民辦事流程、提供精細精準的服務，確保重大國事活動的安全有序，被稱為“數字紅墻”。2018年2月2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專門就西長安街街道大數據建設工作作出批示，點評“小街道有大作為”。西長安街大數據中心被列入國務院“放管服”領導小組全國調研典型案例，“數字紅墻”模式隨之在全市推廣。

　　一、“數字紅墻”的運作方式

　　西長安街街道地處首都政治核心區和功能核心區，是黨中央、全國人大和國務院等國家機關的辦公所在地，也是首都形象和北京魅力的象征。“紅墻意識”是西城區人民基于中南海周邊的特殊地理位置、厚重的歷史文化傳統和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在長期工作生活當中逐漸形成和培育出來的一份特殊的意識。1999年，西長安街街道首先提出“紅墻意識”，此后拓展為全區發展的重要理念，其核心要義是“絕對忠誠、責任擔當、首善標準”。近年來，特殊的位理位置對西長安街街道的社區的公共服務和公共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為了提升治理效果，在極為有限的空間中充分發揮數字化技術的優勢，西城區將大數據與社區管理有效融合，匯聚多維度數據，強化互聯互通，讓數據活起來，實現對社區的動態管理和精準服務。具體做法如下：

　　構建網絡平臺，制作GIS地圖。街道發動 13 個社區的社工走入平房區院落，逐門逐院繪制院落網格圖，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一院一圖一表一冊”，輔助建立了網格管理機制。目前，街道轄區 1454 個網格都繪制有網格圖，且全部植入了街道自行開發的社會服務管理平臺 2.5 維 GIS地圖中。依托此平臺，可以將轄區“人、地、事、物、組織”等數據都縫合在 GIS 地圖上，有效實現了數據的實時匯聚和動態監管，為維護地區的安全穩定和實施有效的社會管理，提供了有力的支撐。

　　扎實開展人口等基礎數據的摸查。自2013年10月28日事件后，街道決心摸清地區實有人口情況。為此，街道組建了一支 80人的網格員隊伍，按照“一名流管員+一名志愿者”的模式進行分組。兩人同時入戶，以網格為單位，進行了一次地毯式普查，形成了地區實有人口數據庫。2014 年，街道又組織社工利用三個月的時間將人口等基礎數據縫合在 2.5 維 GIS 地圖上，有效實現了“以房管人”。

　　建立數據維護更新機制。花了那么大力氣進行的基礎數據的摸查，如果不及時進行更新維護，就失去了應用的意義。為此，街道建立數據平臺的更新維護機制。實現了人口等基礎數據管理“一平臺”，網格員智能移動終端錄入“一助力”，樓門院長前段發現“一提醒”的“三一機制”。樓門院長一旦發現有“生臉”入住及基本信息的變化，就電話通知網格長。網格長分派網格員到達現場登記錄入。網格員通過智能移動終端進行更新維護，信息第一時間上傳街道數字紅墻社會管理平臺。

　　構建事件上報和處理體系。 事件上報是網格員的又一項重要工作職責。街道專門制發《西長安街網格事件上報管理辦法》，對機關的科級干部和網格員明確上報任務。網格員通過 E 動紅墻 APP 采集網格事件，實時傳輸到街道數字紅墻社會服務管理平臺。在事件處置上，按照“小事不出社區，大事不出街道”的處置原則，實施扁平化管理模式。社區依托網格“一格五員”進行處置，社區處置不了的事情，由街道安排專人進行處理。

　　目前，街道 13 個社區，71 個網格每月上報的各類事件及民情日志數量在 2000 條左右，街道每周都會針對上報事項進行分類分析和案例剖析，形成專報送給相關領導和科室，提供決策依據。

　　二、“數字紅墻”對基層治理的意義

　　“數字紅墻”運用大數據技術手段提高基層社會治理水平，打造“紅墻意識”的實踐平臺。近年來，西長安街街道深化“互聯網+網格”的工作理念，以網格為基礎，積極推進“多網”融合發展，探索運用“大數據”思維開展基層社會治理。2016 年 8 月創立了街道大數據中心，打通數據平臺間的壁壘，實現市、區、街三級基礎數據的深度融合，將“大數據”運用于城市治理、民生保障、綜治維穩等工作中，讓“沉睡的數字”發揮精準的治理效益，提升轄區的社會治理水平。

　　“數字紅墻”推動多網融合，提升了公共服務的效率，提高了決策的科學化，提升了城市管理的精細化水平。首先，數字化助力公共服務效率提升。“西長安街街道綜合業務受理平臺”，將涉及的 13 個北京市級、區級垂直業務系統平臺全部打通，將 40 項公共服務中22 項納入平臺，實施“綜合一站式”服務。大大減少了服務工位，縮短了受理時間，提升級服務質量。兌現“讓信息多跑路，讓群眾少跑腿”的承諾，提升了地區居民的獲得感。其次，大數據助力決策科學化精準化。針對轄區居民幼兒入托難問題，根據平臺掌握的人口數據與地理信息相結合，以熱力圖等統計圖表的方式，預測未來兩年 0——3 歲幼兒的入園需求，趨勢和人數區間等信息，實現準確選址。目前，街道已與區教委達成一致意見，共同籌措建立長安街一南一北兩個公立幼兒園，滿足地區幼兒的入園需求。此外，還通過對出租房屋數據分析，清退地下空間，將被群租“占領”的地下空間變為服務居民文化生活的紅墻系列“氧吧”。通過停車供需數據對接，科學解決居民停車難問題。根據平臺實際居住居民機動車持有量與市政停車泊位規劃數據相比對，同時結合地理信息系統，直觀展示相關數據情況。通過區位車輛配比統計，分析居民夜間停車難的焦點地區，分布規劃設置面向居民的公共停車場，有效緩解居民停車難問題。再次，數字化使城市管理更加精細化。根據網格員上報的網格事件情況和 12345 熱線反饋的重點問題，依托數據驅動事件發生“全響應”為“前響應”。根據匯聚的網格事件及定位數據，微信提示網格員和街巷長及作業人員到問題多發地加強巡視。同時，借助移動監控設施助力城管精準執法，以智能化助力綜合執法。一家發現問題，多家配合，在治理開墻打洞、疏非控人等專項行動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數字紅墻”助力精準安全防控，為重大活動提供安全保障。西長安街較為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維護安全穩定的職能突出，任務艱巨，責任重大。每逢重大國事活動，網格員以及社區志愿者都要在轄區以網格為單位進行布控巡視，監控地區社會秩序。現在網格員和志愿者手中的智能移動終端上加載了 E動紅墻 APP，運用 GPS 衛星定位，能夠精確到 5 米掌握網格員的位置，并在數字紅墻管理 GIS地圖上實時定位。在街道指揮大廳，通過大屏就可以全面掌控地區執勤人員點位及巡視情況，還可以規范網格員的上崗行為。依托手機的智能化功能，指揮中心還可以調用網格員的手機實時反饋現場視頻場景，助力突發情況的處置。

　　三、“數字紅墻”對領導工作的啟示

　　隨著信息技術和人類生產生活交匯融合，世界已進入大數據時代。黨中央和國務院密集出臺了一系列大數據發展和應用的政策、規定。2015年8月，國務院發布《促進大數據發展行動綱要》。2017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提出“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的要求，為大數據的發展指明了方向。西長安街街道依托“大數據”進行社會治理的做法，本質上是政府職能轉變和管理方式的根本變革，是技術革命帶來的社會治理理念的變革和全面升級。由此，給我們的領導工作提供了重要啟示：

　　首先，現代領導者要確立“數據思維”，推動機制創新。“數字紅墻”背后是政府行政方式和服務理念的變革。“數據融合”將同一地區的多源遙感影像數據加以智能化合成，產生比單一信息源更精確、更完全、更可靠的判斷。西長安街街道將這一技術運用于社區管理與服務中，展現了領導者運用新技術手段的意識和能力。習近平總書記要求各級領導干部加強學習，懂得大數據，用好大數據，是強調領導干部要有與信息化社會相適應的思維方式。信息技術必將成為影響一切領域的核心技術。如果領導干部對大數據、云計算、智慧城市、移動互聯網、物聯網等新興技術知之甚淺，就不能有效應對大數據對領導工作的挑戰。領導干部要做好領導工作，必須主動學習，了解大數據技術發展的最新動態，掌握大數據時代的新工具、新技術。西長安街街道將“數據融合”這一新技術運用到基層治理，改變了基層治理的方式和方法，提升了工作效率，也必將帶來干部思維方式和交往方式的變革，并推動管理機制體制的轉變。

　　其次，現代領導者要確立“數據思維，”助力科學決策。大數據時代的到來，勢必要求領導者熟練地應用互聯網技術更高效地掌控工作，運用大數據更精準地正確決策，并不斷提高運用數據進行科學決策的能力。領導干部常年累月在基層治理中積累了大量的基礎數據和事件信息，如果用活了就成為寶貴的資源，就是決策科學化的依據。西長安街街道將這些數據匯聚到“數字紅墻”指揮平臺，建立起“用數據說話、用數據管理、用數據決策、用數據創新”的機制，推動了基層社會治理的科學化和精準化，有助于改變人們“拍腦袋”“靠經驗”“一言堂”的決策方式。

　　再次，現代領導者要確立“數據思維”，提升精細化管理水平。數據思維和數據能力是新時代領導干部的基本功，既決定著領導干部的核心競爭力，也決定著領導干部所在地區的管理水平。精細化管理是一種理念，一種文化。它是社會分工精細化、服務質量精細化對現代管理的必然要求。信息技術不僅改變了人們的生存方式與生活空間，同時也改變了社會的權力結構和政府的治理模式，數據正在成為信息社會的重要資源，成為權力的新支撐。與此同時，數據化也為社會精細化管理提供了依據和方法。信息處理技術和信息系統的進步使社會治理可以更加貼進實際，更加精確化和科學化。誰走在前面，誰能運用好數據，誰的決策就會更科學，服務就會更精準，管理效率就會更高。現代領導者應該努力培養數據思維，將收集運用“大數據”變成工作習慣、思維模式和行為方式，推動基層社會治理的現代化、科學化和精細化。